光的赞歌｜钟法权：为珠峰测高的人们［报告文学］（人民文学 2021-04）

 

钟法权：湖北荆门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一次荣立二等功，三次荣立三等功。至今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四百余篇。出版有小说集《行走的声音》《脸谱》，长篇小说《浴火》，长篇报告文学《那一年，这一生》《废墟上的阳光》《陈独秀江津晚歌》《雪莲花开》《最先到达的长征》《张富清传》等十余部。曾获第十一、十二届全军新作品一等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柳青文学奖。

 

为珠峰测高的人们

钟法权

人民文学 2021年04期
[责任编辑  梁  豪]

二〇二〇年早春三月，乍暖还寒。几度春风、几场春雨过后，大地上的枯草，无不顽强地生出一蓬蓬嫩绿的新芽，庭院里的桃花、杏花，无不开始孕育打苞。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处于疫情严控与恢复生产中的古城西安，大街上不见昔日行人的熙攘和车水马龙。然而在测绘路上的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办公院里，经过前期的周密准备，在这个初春的下午，所有参与珠峰项目的队员，一个个精神抖擞地齐聚于信息局大楼前，参加二〇二〇珠峰高程测量出征仪式。这是国测一大队多年来形成的惯例，只要有重大任务，尤其是像测量珠峰这样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们都会举行出征仪式，为出征队员们鼓劲加油，送上平安的祝福，为全年重点项目吹响征战的号角。

这一次的出征仪式更为特别、庄重、简洁，而且更显神秘，一切是那样的低调，大楼门前没有悬挂横幅，前来参加出征仪式的只有局领导班子成员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及出征队员的家属，所有人员一律戴着防护口罩。送行的领导在出征大会上深情地讲：在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初步胜利的关键时刻，经上级批准，我们按计划执行珠峰高程测量任务。珠峰是中华大地的高度，也是世界的高度，更是我们国测一大队队员们人生事业的高度。光荣与使命不言而喻，责任与风险不言自明。前六次，我们第一大地测量队在老一辈测量队员的顽强拼搏下，如期光荣地完成了为珠峰测高的任务，写下了六测珠峰的光辉诗篇。如今为珠峰量身高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一代测绘队员手中，我希望你们发扬前辈的光荣传统，以顽强拼搏的精神，以艰苦奋斗、大地赤子的无私奉献情怀，更加出色圆满地完成第七次珠峰测高任务，为祖国、为测绘局和第一测量大队赢得新的荣誉，祝珠峰复测成功！

三登珠峰的人

在有着“太湖明珠”之称的无锡，每逢“五四”和“六一”，不少中小学校都会请他们心中的英雄郁期青老人为学生们讲一次课。讲课的地点不是在教室，而是在能坐几百甚至上千人的大教室。郁期青老人为学生们讲的题目也很特别，叫“我为珠穆朗玛峰量身高”。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之巅。它因高寒、缺氧而神秘。

珠穆朗玛峰屹立于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北坡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定日县境内，南坡在尼泊尔境内。珠穆朗玛峰早在一七一七年就收入大清康熙皇帝的《皇舆全览图》之中，藏语意为“第三女神”。在藏族同胞的心中，她是一位性格温和、主持正义的仙女，那山峰上有着最美好最幸福的宫殿。爱好吹口琴、能歌善舞的郁期青讲到动情之处，会情不自禁地唱起藏族同胞对珠穆朗玛峰的赞美之歌：“幸福的山峦，你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再没有比你更富的地方；幸福的山峦，你闪耀着万道霞光，再没有比你更美的地方。”

刚开始学生们认真听讲，无不是因为心怀对珠穆朗玛峰的神秘向往。听着听着，学生们对郁期青三登珠峰壮举的崇拜之情便油然而生，从他的讲课中感受到了一个老人的别样人生。

郁期青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出生于无锡，一九五三年考入南京地质学校，一九五六年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郁期青响应党的号召，怀着青春的梦想，来到了最早成立的前地质部西安第一测绘大队。四月的西安，正值一年最美的季节，可他还没来得及欣赏西安古城，五月初他就随队出征，坐火车到兰州，再坐汽车到西宁。测量小队在荒凉的格尔木地窝子里稍作休整，他便随着队伍到达了柴达木盆地。

荒无人烟的沙漠，一经太阳暴晒，沙粒烤得像炭火，炽热发烫。穿在脚上的胶鞋，也像被烤化了一般，发出焦臭的气味。从耳边刮过的风，像烧开了水的锅，冒着滚烫的热气。每个人的嘴唇都干裂得起了皮，无论你喝多少水，依然感到焦渴。

在沙漠里进行大地基准测绘，虽然雇有骆驼，可骆驼是用来驮运帐篷、粮食和水的工具。而大地测量，必须是一个点接着一个点往前测量，没有任何的捷径。哪怕是不可逾越的高山，也得攀上山顶，在那顶峰放置觇标；哪怕是浩瀚的沙漠，也得进到沙海，在那里测出数据。唯有点与点地连接，唯有不间断地往前测量，唯有依靠两只脚板，才能测绘出一个完整的华夏大地。

在柴达木盆地的几个月里，郁期青这个生于江南、长在太湖之滨的小伙子，每天都在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艰苦的斗争。强烈的紫外线晒黑了他白嫩的皮肤，让他从江南小伙变成了西北汉子；肆虐的风沙、寒冷和酷暑，让他从白面书生变成了具有钢铁意志的战士。四十年测绘生涯中，他在内蒙古干了三年，青海干了五年，新疆干了七年，甘肃干了八年，西藏干了四年，走遍了崇山峻岭、沙漠戈壁，尝尽了恶劣环境之苦。回眸测绘人生，有无数的往事令他难忘，但最让他为之骄傲和自豪的还是三次为珠峰测高。

那是一九七五年，国测一大队经过精心挑选，决定派出杨春和、吴泉源、郁期青等八名优秀队员参加中国登山队测量分队，再次挑战珠峰。此次测量准备在珠峰顶部设立测量觇标，并测量浮雪的深度，以便精确珠峰实际岩顶高程。

刚开始，队里并没有考虑郁期青和吴泉源，原因在于两人分别于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八年两次攀登珠峰。多年的野外测绘作业、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让他们的身体付出了很大代价，年龄又稍许偏大，大队领导也就没有考虑他们两人。郁期青和吴泉源得知消息后，哪肯失去珠峰测高的第三次机会，于是反复找领导陈述自己的愿望，讲自己的有利条件，最终获批成为珠峰测量队队员。当晚，郁期青在日记中兴奋地写下了实现愿望的激动心情：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次不搏待何时。

攀登珠峰分北坡路线和南坡路线，北坡在中国一方，南坡在尼泊尔一方。那年，郁期青随队走上了高原，来到了珠峰脚下的大本营。

四月四日那天，突击北坳小组一行八人，从五千二百米的大本营出发，经过两天的艰难行程，他们来到了六千五百米高的前进营地。珠峰似乎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一天清晨，在离他们营地不远的一个雪峰，突然发生了惊人的大雪崩。雪崩的响声，声如炸雷，惊天动地；雪崩形成的雪流，似万马奔腾，如滔滔洪水。也就一根烟的工夫，崩塌的雪块不仅将一个山坳填平，还高高地堆了起来，像一座山峰。

这就是珠峰的惊险与神奇，她时刻都在变化着，险象与祥和共生，多端的风云与多变的气候同频，雄伟与险峻同在，让多少人向往，又让多少人望而生畏、望而止步。然而对大地登山测绘队员来说，任何的险阻与危险都是他们脚下起步的征程。

在雪崩发生后的第三天清晨，他们按计划向北坳山头发起冲击。

珠峰下的北坳，是一堵巨大的冰壁。它是珠峰脚下的一处山坳，只不过离主峰更近，人们称它珠峰北坳，海拔为七千零二十八米，有登珠峰“第一道天险”之称。无论多高多险，对于测量队员来说，没有爬不上去的山。郁期青所在的攀登小组一共七人，从六千五百米营地向北坳攀行。

天气出奇的好。天空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杂质，太阳正冉冉从东边升起，金色的阳光照射在洁白的雪峰上，在蓝天的映衬下，珠峰顶上发出蓝玉生烟的光晕。

郁期青身穿登山服，足蹬高山靴，绑上防滑爪，系上结组绳，采用S路线，一步三喘，几步一歇，步步艰难地向珠峰攀登。没走多远，一座雪山挡住了他们前行的路，雪山像一垛五百米高的雪墙，最大坡度达七十度。最要命的是，时发雪崩，阳光下雪墙上的裂缝像猛兽张开的血盆大嘴。坡度太大了，裂缝太宽了，他们只得走“之”字形路线，迂回向上攀登。越往上，山越高，越缺氧，背在肩上的仪器越发沉重。在如此高度，他们每往前迈一步，仿佛都要拼命一般。

走在最前面的人不时提醒后面的人:

“注意了，前面有裂缝，踩着脚印走，脚步不要偏。”

“小心了，前边通过雪崩区，加把劲，不得停留。”

他们七个人拉开间距，时而快走两步，时而缓步慢走。他们那种小心翼翼的动作，很像奇袭敌军前哨、穿过雷区的特种兵战士。

通过雪崩区，进入缓坡区，郁期青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其实，他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八年两次测高的攀登过程中，对珠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险情有着刻骨铭心的领教，而每次的险情都有着不一样的惊心动魄。

他们利用停歇的间隙，拿起背在右胯的水壶。喝一口水，润润干渴冒火的嗓子。

就这样，每当遇有平缓的地段，他们就快走几步；遇上陡坡，他们则走走歇歇。经过八小时奋力攀登，他们终于登上北坳。此时的落日余晖，像金粉一般洒在那长龙一样的雅鲁藏布江上，浩浩荡荡的江水像玉带熠熠生辉。

北坳，是一个标高，一个离珠峰就差那么一点点的陡坡地。趁天气好，郁期青不顾疲劳，抓住有利的时机，在这里完成了重力测量和航测调绘任务。

胜利仿佛在向他们招手，其实神秘的雪山无处不暗藏玄机。当郁期青从北坳返回时，又一连爬了三座高山，高寒、缺氧、大风、流汗使他们极度疲劳，郁期青的身子被击垮了，患了可怕的重感冒。在缺氧的高原，在奇冷的珠峰，人最害怕的是生病，哪怕是在内地常见的感冒，也是置人于死地的大敌。

郁期青的重感冒不断加重，很快引发肺水肿和胸膜炎并发症，一时进入高烧昏迷状态。

他不想下山，他多么希望等到攀登珠峰成功测高的那一刻。为珠峰测出新的高度不仅是他们测绘人的梦想和夙愿，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期望，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就提出“精准测量珠峰高度，绘制珠峰地区地形图”，并将其列入新中国最有科学价值和国际意义的“填空”项目之一。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测绘珠峰十分关心。自一九五六年在青岛黄海验潮站建立平均海平面的高程系统后，测绘人员开始以此平均值为基准，由北向南、自东向西设站测量，推算高程。仅从青岛水准原点至珠峰脚下的定日这条线，就有六千多公里的距离，他们靠自己的双脚，每隔几十米设一个站，每个站测两遍，相当于步行了一点二万公里的路程。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八年，国测一大队人员两次进入珠峰测区，建立定日到珠峰山麓的大地控制网，并获取珠峰地区大气折光的试验数据。他们经过天文、重力、水准、物理测距和折光试验等各项测量工作，经计算获得珠峰峰顶的雪面高层，这是珠峰第一次有了中国测量的高度。虽然测出了珠峰的准确高度，但这次测绘人员没有登顶，峰顶也没有设立觇标，因而测出后的珠峰高程没有向世界发布。对测绘人员来说，这两次珠峰测高就犹如小学升中学、中学升高中，考大学的临门一脚没有踢出，还没有实现鲤鱼跳龙门。这一次就不一样了，由他们测量的珠峰高度将向世界庄严公布。可是他的病情每一分钟都在恶化，如果不及时就近送医，他就有可能长眠于珠峰的半山腰上。

鉴于郁期青不断恶化的病情，测量珠峰指挥部领导决定将其立即送到日喀则野战医院抢救。医院领导非常重视，组织有经验的医生会诊，采取不停输液、特等级护理等措施，以控制郁期青不断恶化的病情。办法想尽了，该用的药也用了，可是收效甚微。郁期青的高烧依然顽固不退，体温每天都在四十一摄氏度左右徘徊。一连十多天的持续高温，最后烧得他连汗都出不来了。郁期青这个壮汉，在病魔的折磨下，体重由过去的七十公斤很快降到三十五公斤，可以说骨瘦如柴。

郁期青在病床上与病魔作顽强的抗争。他的队友们继续在珠峰与高寒缺氧作斗争。

郁期青的队友邵世坤和梁保根负责海拔五千二百米以上的另外四个重力点的测量任务。在联测到六千五百重力点时，梁保根突发胃痉挛，肚子疼痛难忍、翻江倒海，他脸色惨白，额头渗出黄豆粒般大的汗珠。邵世坤见梁保根病情危急，决定把仪器就地放在测绘点上，先送梁保根下山。对于邵世坤的主张，瘫倒在地的梁保根坚决予以否定，他咬了咬牙说：“那可不行，即使要死，也得先把任务完成了。”

邵世坤心疼地说：“老郁若早点下山，病情也不会弄得那么严重。让我看，保命要紧。”

梁保根疼痛难忍地哼着说：“我们国测一大队就没有丢下仪器保命的先例。老队员宋泽盛为保护仪器坠崖牺牲，吴昭璞为保护仪器甘愿渴死，我哪能为了保命而丢下仪器不管。”

邵世坤说：“年代不同了，只要有人在，一切都好办。”

梁保根断然地说：“如果是那样，即使是把命保住了，那也是苟活。”

邵世坤见梁保根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劝他。他想眼下只有等待，等梁保根好一些之后，把后续工作完成。

蜷缩在雪地上的梁保根在喘了一会儿气后说：“假如我真的死了，请告诉组织，把我的尸体就地埋在北坳山下，弄下去还费劲，我乐意与珠峰永远相伴。你回去对我的爱人讲，让她不要难过，人总是要死的，我是为测量珠峰而死，死得光荣。”

其实，梁保根肚子疼有些时日了。近几天，他一直一边服药一边坚持工作，因为消化不好，又缺氧，他的饭量很小，体重也就下降得惊人，足足瘦了三十多斤。

面对梁保根对死亡的淡定超脱，邵世坤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他一边安慰梁保根一边鼓劲说：“你不会死的，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次测峰成功，一定要喝庆功的喜酒。”

梁保根在疼痛稍稍缓解后，挣扎着站了起来，继续向着六千五百米的高地爬去。觇标布好了，任务完成了，太阳也很快要落山了。

此时，他们又面临新的威胁。风雪到来了。

珠峰气候多变，刚才可能晴空万里，一会儿就有可能狂风大作、大雪漫天。如果动作迟缓，当晚不能赶回六千米的营地，就有可能冻死在回营的路上。他们忍饥挨冻，边走边爬，顶风冒雪，经过八个多小时的跋涉，凌晨三点终于回到了营地。

测量珠峰，不像爱好者单纯攀登珠峰那样简单。它是一个复杂、艰苦的系统工程。它由无数个点朝着珠峰汇聚而成，最终在珠峰脚下转变为坐标和高程测站点，与珠峰觇标进行水平角和垂直角观测，根据水平角确定珠峰的水平位置和各测站至珠峰的水平距离。可以说，没有从青岛水准的原点到珠峰脚下无数个点的测量，没有珠峰峰顶的觇标设立，就没有珠峰复测的最终高度。形象地说，珠峰高度的测绘，是队员们用脚板丈量的结晶。

薛璋和另外三名队员在海拔六千一百二十米高度做大气折光试验时，四个人无意中患上了一种特殊的高山厌食症。他们的症状是头痛恶心，每天无论你走多远的路、爬多高的山、干多重的活儿，十几个小时竟然没有丝毫食欲。到了要吃饭的时候，他们只能喝点炼乳维持体力。整整八天的时间，四个南方人吃了不到一斤大米。当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大本营时，一个个瘦骨嶙峋。人虽然少了斤两，可带回来的记录数据一样也没有少。

当时，参与珠峰测量的还有一支小分队。他们从格尔木沿青藏线测量青藏高原。青年队员崔哲和他的队友在唐古拉山扛着仪器向山上攀爬。那山当然是唐古拉群山中的一座，虽然没有凸起的山峰和陡坡，可它全是风化石，一步踩上去，向下滑半步。那面风化石山坡不仅漫长，而且一大片，想绕过都不可能。

那一天，他们整整爬了大半天，天黑才到山顶。因漏收一个时间信号不能观测，他们只好沿路返回，下到山底，朝霞已从东边升起。

如何省力，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组长朱振坤想了一个办法，从营地附近的藏民家雇了两头牦牛。他雇牦牛显然不是为了自己骑，而是为了驮运装备，以减轻队员登山的负重。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崔哲和于建国赶着驮着水和仪器的牦牛上路了。其实，他们脚下没有路，只能朝着目标摸索前行。到了离山顶还有二三百米的风化石地带时，踩在风化的石片上的牦牛，每向前走一步，都要向后溜滑半步，没走多远，牦牛站着不动了，无论他们怎么怒吼吆喝，怎么用手拍打，牦牛就是不肯再往前迈一步。

看来牦牛也惧怕死亡，也会保护自己。

崔哲和于建国只好把水和仪器从牦牛身上取下来，背在自己的身上往山上爬。说是爬山，其实像牦牛一样，他们两手着地，撑在风化石片上一点点向上蠕动。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因为一不小心，脚下的石片会像跷跷板一样，把人送到山下。

负载，高山反应，每爬一步都异常艰难，既像在泥泞中跋涉，又像在冰面上行走。

满天的星星就在头顶，似乎伸手可摘，其实离得很远。夜深了，当星星也变得稀疏的时候，他们才爬到山顶。山顶上的氧气更加稀薄，仿佛都被大风刮跑了。崔哲头痛欲裂，仰望星空，想起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家乡和亲人，他忍不住流下泪来。

月色下，石板坡上有两个影子在一点点向山上移动，崔哲警觉地以为两个黑点是熊。随着黑点的靠近，他才看清是人，爬在前面的是组长朱振坤，后面的是老队员，他们是专程来送馒头和咸菜的。其实，他们已经带足了干粮，组长是担心他们吃不饱，山顶面积大，要测的点多，耗费体力。当然，还担心他们遇上危险，因为这一带常有棕熊出没。

当朱振坤和老队员走到崔哲跟前的时候，崔哲快走两步迎了上去，紧紧地与他们拥抱在一起。朱振坤和老队员的关心体贴，让他感觉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本来是想把一肚子的苦水倒出来，见了朱振坤和老队员之后，全部咽回到了肚子里。

山顶上一片荒凉，没有人烟，只有大风，就连云朵都像过客一样，不肯在山顶停留半刻。氧气更是极度的稀薄，人坐在那儿，不做任何事情都觉得胸闷，更别说走路干活。山顶上所要布点测量的任务很重，崔哲与他的同伴整整干了一天才完成。

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最终汇聚到珠峰的脚下，然后聚焦成为关键的九个测站点。测站点上的仪器一齐对准珠峰，所有的数据一旦与珠峰顶上的觇标链接对上，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由此诞生。

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七日，又经过连续三天的奋战，国测第一大队登峰队员首次将那红色醒目的觇标立于珠峰之巅。

九个测站点的坐标和高程分别利用三角测量、导线测量、水准测量和三角高程测量方法求得。在九个测站点上，对珠峰觇标观测水平角和垂直角进行观测，根据水平角确定珠峰的水平位置和各测站至珠峰的水平距离。根据三角高程测量原理，由这些垂直角和水平距离确定各测站同珠峰之间的高度，进而推得从我国黄海平均海平面起算的珠峰高程为八千八百四十八点一三米，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由此诞生。这一神圣的数据，一经我国政府对外公布，便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

在日喀则部队医院那间普通的病房里，郁期青经过医务人员二十多天的抢救，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问：“测量珠峰的高度有结果了吗？”

他的主治大夫笑呵呵地说：“有了，这张报纸就是给你留下的。”

郁期青激动地接过报纸，只见报纸上醒目的副标题上印着珠峰的精确高度：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点一三米。

这一特大喜讯，于郁期青来说，好似一服良药，四肢乏力的他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他激动得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珠峰测高，就像高考学子最后冲刺高考一样，无论你前期布了多少点位，测了多少数据，爬了多少山，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付出了多大的艰辛，最后登峰时，如果因天气不好或是登峰队员身体突然出现异常，都有可能前功尽弃。作为一名三登珠峰的老队员，虽然这次因身体出了问题而住进医院，但是登峰的事业在延续，队友们的成功，何尝不是他的成功，何尝不是他的心愿。

随着测高的任务完成，郁期青从高原直接转到了技术精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在那里他得到了医生的精心治疗和高水平护理，五个月后得以康复出院，重新回到了西安，回到了国测一大队，回到了他所热爱的大地测绘事业岗位。

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郁期青从此不再有可能直接参加珠峰复测，可他三登珠峰的事迹却被写进了队史。他说自己虽然再也没有攀登珠峰的机会，可为珠峰复测培养骨干力量却是永恒的事业。

正可谓: 狂风大雪万千载，攀测珠峰有后人。